建设前海就是“再造香港”

　前海深港合作区创造并开辟了深港合作的一个崭新并具有挑战性的模式。如果说以往的深港合作主要表现为要素的流通与往来，

　　那么前海合作区域的创建，将使合作从单纯的要素流通领域，进入决定要素流动的制度层面

　　陶一桃教授，1958年4月生于哈尔滨，1989年获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深圳大学党委副书记，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

　　文 《法人》特约撰稿 陶一桃

　　早在1988年6月3日，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会见 90年代中国与世界大会 的与会代表时说： 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 次年5月，邓小平在与当时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重申： 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

　　或许可以说，在经济特区创办30余年的今天，在小平寄予深情厚望的深圳，随着国务院对深圳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的批复同意，一个伟人在中国内地再造一个香港的伟大构想将有希望、有可能、有条件从美好的蓝图变为脚踏实地的伟大而辉煌的实践。这一伟大的实践不仅意味着一个崭新的经济合作区域即将诞生，更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将有可能凭借着一种体制创新的力量逐步走向深化。

　　如果说30年前创办深圳经济特区，是为了以非均衡发展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今天在市场经济已取得长足发展的深圳，创办以深港直接合作为先导的前海经济合作区，从根本上说则是要以制度创新的方式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学习、培育、创造符合市场经济成长的制度环境，从而真正推动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如果说30年前创办经济特区之时，香港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那么今天，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全球化大背景下，创办以深港直接合作为先导的前海经济合作区，就不只是开拓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对外开放的平台，而是在缔造一个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现代化的世界级都会区。

　　规划用地15平方公里、位于珠江口东岸、深圳南山半岛西侧的前海合作区，无疑会是一个充满勃勃生机和无限创造力的经济实体。创新金融、现代物流、总部经济、科技及专业服务、通信及媒体服务、高端商业服务等均被列为该合作区内重点发展的产业。但是，从对它的功能定位来看& & 深港合作的先导区、体制机制的创新区、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区、结构调整的引领区& & 已经道出了前海合作区对转型中国的更深层的制度变迁的示范效应：它是一种经济合作，更是一种体制创新；它是一个产业集聚，更是一个制度变革；它创造着机遇，更产生着思想；它繁荣着经济，更文明着社会。体制、机制的创新，更深刻的制度变迁不仅是它创办的前提与意义，同时也是它得以生存、发展、示范的基础性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