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前海就是“再造香港”(5)

　　政府是制度环境的唯一供给者。对于转型社会而言，政府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订、完善基础性制度安排，从而营造有利于改革创新的制度环境。无论从理论还是逻辑上说，特定的制度环境是特定制度体系运作的法律& 道德的空间，同时也是社会生产力成长的核心保障。

　　G·斯蒂格勒说： 对社会中的每一个产业来讲，国家要么是一种可能的资源，要么是一种威胁。 理查德·爱泼斯坦也说过： 任何一个懂得政府行动越少，成就将越多的政党，都将在政治上取得巨大而可喜的发展机会。 沃尔特·奥肯说：政治程序与经济程序的相互依赖性迫使我们要同时解决它们。它们都是同一整体程序的组成部分。没有竞争程序，就不会有能起作用的政府；而没有这样一个政府，也不会有竞争的程序。

　　对转型社会而言，服务型政府建立的过程是一个职能转变与放权的过程。没有政府提供的制度保障就不会有市场的程序与繁荣，但政府的任何越位和专权又都将损害市场与经济的增长。在由传统的投资型政府、指令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汲取发生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 日本病 的经验教训。由于当年日本政府对金融市场、土地价格和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过度操纵，使日本经济坠入停滞的十年。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毕竟是配角，而真正的主角应该是、而且只能是公司（企业）。只有树立了这样的理念， 前海 才可能成为一个闪耀理性光芒和经济辉煌的崇尚自由与公平竞争的真正的市场，从而走进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