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你离湾区一哥还很远 路漫漫其修远兮

最近有一篇文章《深圳，你够格当“粤港澳大湾区”一哥吗？》在网上很火，作者首先通过生产生产总值、财政收入、PCT专利总量、金融中心排名、上市公司数量、民企数量，跟香港、广州噼里啪啦的排了个名，把深圳的各种高大上说到了天上有，地上没有似的。

接着，又扯到了未来的各种有可能实现，也有可能实现不了的各种高大上，湾区核心前海合作区，到16个重点打造区域，接着是人才政策，6土地规划，交通物流等等。

大家看了后都觉得很有道理，之后又是一阵头脑发热，个个跟我讨论深圳房价是不是又要啪啪啪的涨了，翻跟斗了！

针对上面的我只能说：

错，
搓错，
错错错，
以上全错！

要深刻透视一个社会，可以从技术、制度、文化三个层面，层层往下窥探，同样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对深圳未来的影响，我们也可以通过前面三个层次透视，我们才能看的客观全面透彻。

技术层面

这是最低的一个维度，处于这个维度的人，坚信这世上一定存在什么大湾区建设秘籍，一直在追求武侠小说里所谓的葵花宝典，思考的维度非常片面，纯粹的只是关注各种指标，他们坚信只要把各种技术指标做上去了，我就是大哥，我就是王，却万万没想到的是，比各种技术技巧、指标更重要的是背后的人，以及围绕人自然而然催生的各种制度、文化。

技术层面上，我们应该更加关心的是，不是那些大而不强的虚指标，而是指标背后的质量，硬实力。

比如深圳市生产总值超越广州，逼近香港，可是我们有没有反思这些产值背后，房地产行业占了多少，实业占了多少，高端产业又占了多少，跟世界大湾区的比如硅谷，东京等大湾区核心城市比，我们的差距又在哪？

同样的财政收入，房产行业的又占了多少，高房价高地价，带来的可能企业高昂的经营成本，大大压缩的利润空间，最终换来的可能是短期的利益，长期的竭泽而渔，透支的是深圳未来的竞争力！

硅谷过去几十年也是飞速发展的，但是房价在20年内涨了三到五倍，平均四倍。深圳大约以10年10倍的增速增长，如果人才在这里没办法安居，那他怎么创业?所以相信肯定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

还有专利数量，我们真的有注意过这些专利的质量了吗？看看当前全球主流的两大手机操作系统android，iphone哪一样是出自深圳的，时下火热的VR，AR，AI，云计算，物联网哪个是深圳原创最先提出的概念，具有全球优势的产业？没有，远的不说，除了山寨闻名世界，深圳真的有出现过一款全球性流行的电子产品了吗？没有！

交通方面，四通八达的交通物流确实对湾区建设有较大帮助，但也只是一个前置条件，世界上拥有像深圳这样的大湾区应该不少，但能发展成真正的世界的大湾区很少，真正起作用的是背后的人。

新加坡看起来比旧金山湾区要 “现代化” 得多，而技术创新上的贡献却比硅谷小得多。新加坡是都市设计和管理的样板，硅谷比新加坡要落后数十年，也就是说硅谷也许要花一个世纪才能赶上新加坡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更不用说和新加坡的建筑奇观相比了。不仅新加坡的地铁和道路质量很优越，新加坡的市民们也比硅谷人更加 “高科技” 一些。新加坡人有了移动电话的时候，其在硅谷还很少见。在互联网方面，硅谷也要追赶新加坡人已经享受了多年的网速。

制度层面

这个维度的人跳开了单纯的技术指标，从指标背后真真正正的人去考虑问题，是上一个维度人的进化，习惯于从制度层面思考和解决大湾区建设问题的人，说明这个人已经认识到了人性的共同点和差异性。在这样人的眼中，社会已非无数个人组成的表面，而是由人性支撑起的无数人组成的社会。

人与人差别很大，可是人性与人性差异性并不大，人性决定了个体人的不同选择，人性就是人的本性。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可以寄望人在进化过程中出现高矮胖瘦，可是人性在进化过程中又发生有多大的改变呢？基督教中提起人的七宗原罪：暴食、懒惰、贪婪、**欲、骄傲、嫉妒、愤怒在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中，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重点不是各种大而不强的技术、技巧、指标这些术层面的东西，也不是各种硬件配套，最核心的是从根本的制度上，激发整个社会成员的创新创造能力，上到政府，下到企业，再到一个个的个体，硅谷的强大，在于每个人都以创新为荣，为创造乐此不彼。

为此深圳应该在教育制度、移民制度、融资环境，为全社会的成员创造一个有利于激发创新创造的环境。这是最关键的！

在教育制度方面

相比以培养工具型人才的教育，美国硅谷的教育，老师本身就是行业的顶尖人才，教授不仅在自己的行业内追求技术更加完美，同时他们更鼓励他的学生开始自己创业，而不只是进入大公司。他的许多学生来自东海岸，他鼓励他们留在湾区。特曼认为大学应该是商业计划的孵化器。与哈里斯·瑞恩鼓励产学合作的理念相比，这是一个飞跃。

为了鼓励学生出去创新创业，美国教育还还支持休学等制度，一旦，学生们觉得有合适的创新idea出去创业，他们可以申请休学，即使失败还是可以再回来读书，把学业完成。

在风险投资、天使基金、法律方面

对硅谷来说，还有两个体制性的因素非常关键。第一（这也是广为人知的）是风险资本与天使投资架构; 第二（不太为人所知）是法律架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以及加州独特的法律和规章。

风险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网络深植于硅谷，它们在硅谷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深入和富有。举例来说，根据 《企业家》 杂志报道，2007年，做过10个或更多早期投资项目的私人风险投资机构中，60%在硅谷设有办事处。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11年，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大部分都在硅谷。

除资金外，硅谷的法律服务令人印象深刻。今天，诸如 WSGR 、Cooley Godward Kronish LLP、DLA PiperLP、Gunderson Dettmer LLP等律师事务所，可以为初创公司提供一系列免费服务，包括新公司注册、起草投资条件书、法律表格提供等。

一个没有什么信用记录的初创公司团队（无论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还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这些免费服务。律师事务所希望能廉价地获取客户，因为它们很可能会变成明天的谷歌或Facebook。

除了投资项目的标准化条件和可以提供 “免费” 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之外，加州法律的一些元素对初创公司也相当有益。

在移民制度方面

允许更多的熟练技术移民的进入对创新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一项研究，每增加10%的外国研究生会增加4.5%的专利申请数，增加6.8%的大学专利授权数，增加5%的非大学专利授权数。

请注意，是硅谷政府的干预增加了移民。尤其是1965 年的 《哈特·塞勒法案》 和1990年的 《移民归化法案》，两者都新增和扩展了授予具有高度技能的移民及其家属的特别签证。后者把高技能移民的数量增加了超过2 倍，从每年54 000 人增加到每年140 000人。

萨克森尼安发现，1998年，中国和印度移民经营着硅谷四分之一的高科技企业，销售额总计为168亿美元，提供了超过58 000 个就业机会。更具体地说，1980年到1984年成立的硅谷科技公司有13%由华人或印度人任总裁，1995 年到1998年成立的公司的这个比例是29%。在2008年的进一步研究中，她和她的团队估计，硅谷所有成立于1995年到2005年的公司中，25%的公司至少有一名共同创办人是移民，这些公司在2005年创造了520亿美元的营业额，雇用了45万名员工（其中三分之一的创办人来自中国和印度）。

文化层面

相比制度层面，文化层面也是更加见心知性，直指人心，深入到了人的思维、行为习惯、性格、潜意识。

一种文化的形成是多么艰难的过程，那需要多少代人的不断的累积。很长、很长时间人的行为才会形成一点点历史，很长、很长历史才会累积出一点点的文化。

今天的中国文化用了五千年才积累而成，今天的美国文化在嫁接了欧洲几百年历史后经二百多年才积累而成。文化——人的本质，人性的本质，最终归结到文化上。

所谓十年种树，百年树人，如果有深入了解硅谷的话，你会发现硅谷百年科技的发展史更是百年的树人史，并且在此基础上慢慢延伸出来的有利于创新的制度。

技术依靠“自己动手”的文化

硅谷处于一个珍视创造性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有挑衅、破坏和漠视权威的处世态度。别样的生活方式和乌托邦式的反传统文化似乎一直根植于湾区的基因中，它们始于早期的诗人和视觉艺术家，后来延续到嬉皮士一代。学术著作倾向于过多地讨论抽象模型，而忽视了所有事实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创造性。硅谷一直以拥有高度的创造性为荣。我们可以说，除了创造力，其他一切都属于细枝末节。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种特立独行和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它早于硅谷就已经存在，而且让这里的技术发烧友建立了 “自己动手” 的文化，正是他们创建了硅谷。

家里的车间，就是硅谷人的创意车间，工作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工作，对于硅谷人来说，活着就是要改变世界！

很大一部分创新来自独立的离经叛道的发烧友们（无论他们是在学术机构内还是在其他地方），因为他们拥有技术和产业方面的大量 “知识”，而不是拥有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和创业家的网络。发烧友们把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中去，从刊物、博客和聚会聊天中汲取知识。

1909年，西里尔-艾维尔团队研发出了首台美国造的电弧发射机

创新与容忍失败的文化

世界上几乎没有像硅谷这样宽容失败的商业文化。只有经历失败并从中学习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他们成为聪明的冒险者，知道如何抓住机遇、创造财富。

硅谷能成功，是因为它鼓励明智的失败。一句耳熟能详的忠告是：“失败是常事，但要失败得快些。” 正如 《麻省理工学院创业评论》的共同创办人在访问硅谷之后所发现的，在硅谷存在着 “试错法”，或者是 “失败可以创造机会和更好的创新” 这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念。再就是，失败者受到的是 “鼓励而很少是惩罚”，这说明美国西部的开拓精神依然存在。

BEA Systems公司（2009年被甲骨文公司以85亿美元收购）的共同创办人比尔·科曼对于失败有着更透彻的见解。科曼认为，硅谷的秘密是 “失败，容忍大量的失败，2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能在这里成功。但是你若是失败了，那就重新再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一些地区的商业文化严厉地惩罚失败，企业家得不到第二次机会。科曼自己就有过多次失败的创业经历。所以当他创建BEA Systems时，他招聘的高级管理层，都是由那些至少曾经在一个失败的公司里工作过的人们组成。科曼相信：“你所学到的不仅是失败和如何才能成，还有在心理上如何应对失败。” 科曼以SUN公司为例，它在创造新产品时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但是它改正得很快。在他看来，“一个初创公司不是一个技术公司，而是一部学习机器”。

追随梦想、改造世界的灵感

创造财富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如果有足够的人专注于此，可以想象，贫穷将成为历史的遗迹。但是硅谷大多数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们的目标比财富（金钱）更加伟大。他们怀有的愿景，是要让世界成为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的金钱已经超过自己生存的需要，他们创造的财富终其一生也无法使用完。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梦想要改造世界。

苹果电脑的史蒂夫·乔布斯不只是要卖硬件装置、精心包装的微电子芯片及移动的输出/输入装置。他要改变人们相互想象和互动的方式，改变世界使用技术的方式。他所倡导的设计是如此漂亮，足以使他们公司的发明进入博物馆。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不想只是做个广告贩子，而是要收集和整理全世界的信息，以便使之容易搜索。他们把每本书进行数字化，再造神话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或如布林的嫂子苏珊·沃奇斯基在2000年谈到他们的计划（谷歌那时甚至连营收的模式都没有）时所说的：“他们实际上会计算一下这里面的数字，比如需要多少台扫描仪，需要多少个小时。这样他们就有了一定的概念，知道它是一个可行的项目。”

Facebook公司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要的不仅是一个销售广告和数字产品的社交网络。他要根据社交图谱的属性来了解世界上每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然后帮助人们以更有效的方式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