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建部原副部长：农民进城易引发“贫民窟病”(2)

《中国经济周刊》：您在演讲中提到，芬兰规划学家沙里宁曾提出，世界级大城市都必须走 有机疏散 之路。您认为这一理论对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规划有什么借鉴意义？

仇保兴：我国大城市的疏散早该开始，遗憾的是我们不仅认识得较晚，而且对新城的成长机制始终心存疑虑。其实，发达国家也经历了痛苦的历程，才探索出新城科学规划和建设的路径。

比如英国的第一代新城，人口规模2万~ 5万人，新城区里很少有就业岗位，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结果以失败告终；第二代新城，人口规模15万~ 20万人，就业岗位50%当地解决，至少减少50%的城际交通；第三代新城，人口规模20万~ 30万人，就业岗位基本上能够在新城内解决，实现职住平衡（编者注：居住者与就业者的数量相对平衡），既保证了新城的经济活力，又可削减对老城的交通压力。

《中国经济周刊》： 除了刚才提到的城镇化要避免犯的两类错误，您觉得城镇化的健康发展还需要什么？

仇保兴：健康的城镇化需要坚守五类底线。让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第一类底线；第二类底线是城市和农村互补协调发展，正确的农业现代化道路是健康城镇化和生态安全的基础；第三类底线是保持紧凑式的城镇空间密度，这是我国国情决定的；第四类底线是防止出现空城。新区建设应依托老城，加强产城融合，防止新区功能和产业过于单一，严控远距离、飞地型的新城开发，制止以工业发展名义大规模圈地占地；第五类底线是保护自然与文化遗产，体现地域文化与特色风貌。

将土地交给资本，容易导致 城乡一样化

《中国经济周刊》：您为什么强调将土地交给资本从未成功过？

仇保兴：因为这个问题关乎农民切身利益，根据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由于大量土地出售而导致的土地价格低廉，会形成资本对土地的廉价掠夺，而农民因此获得的并不多，甚至可能非常少。

这个问题也关乎国家稳定。2008年的危机曾导致我国沿海城市很多农民工失业，后因其还可以回乡种地，这场危机产生的副作用就弱化了不少。而如果让农民 裸身 进城，有去无回，国家整体经济结构很可能就此失去弹性。健康的城镇化，应当建立在城乡居民双向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

将土地交给资本，就会将城镇化变成 造城运动 ，强迫农民上楼，建所谓的农村 城市社区 ，造成农村大量的村落被合并、迁移。将城乡一体化变成城乡一样化，不仅丧失了宝贵的乡土旅游资源，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

《中国经济周刊》：为了推进城镇化，很多省份设定了较高的城镇化率目标，甚至通过片面让农民上楼来提高城镇化率，您对此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