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育儿成本占家庭收入近半 父母患恐二症

当下，全面二孩政策呼之欲出，国内不少父母却患上了“恐二”症。归根到底，还是养不起；日益上涨的育儿成本降低了国人的生育意愿。2013年底单独二孩政策颁布，但一年内全国仅有不足100万对单独夫妇提出再生育申请，不及预期一半，最终实际生育的人数更是大为减少。

育儿成本占中国家庭平均收入近半，让不少父母“压力山大”。不少妈妈在网上发帖，呼吁发放育儿津贴，对育儿家庭有所减税，或以部分育儿支出抵扣上班丈夫的个人所得税。目前，教育支出占家庭育儿支出首位，也有全国政协委员呼吁对家庭教育支出抵税。

世界范围内，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已成为一个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新加坡对新生儿会发放“婴儿花红”，法国、德国也有生育和家庭补贴。

一、育儿成本占中国家庭平均收入近半 父母患上“恐二”症

近年，一个名为“中国十大城市生育成本排行榜”的帖子在网上热传。算账的生育成本包括怀孕、产后养子、教育经费、生活费用等。其中，北京排名第一，养育一个孩子到成人的成本约276万元；其次是上海247万元；紧随其后的深圳(www.szxxg.com)和广州育儿成本也在200万元以上。

北京276万元的育儿成本令人吃惊，以近年北京市人均家庭年收入5万元左右计算，这需要一对夫妻不吃不喝工作20多年才能负担。虽然官方媒体辟谣用不到276万元，普遍来看，即使排除未来物价和教育费用上涨的情况，目前在中国养一个孩子至大学毕业，至少要花50至100万元。

当然，还有很多隐形成本未计算在内：进口奶粉、学位房、补习班、兴趣班等。瑞士信贷银行的报告称，在中国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8岁的抚养费用平均约为每年2.3万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家庭平均年收入的43%。无怪乎很多网友惊呼“房奴+孩奴=一生为奴”。

二、中国或迎来全职妈妈时代 收入社保全无育儿负担加重

一边是育儿成本高企，一边是中国的全职妈妈日益增多。近年国内不少媒体预测，随着保姆费用的不断上涨、长辈隔代抚养引发的诸多弊病以及年轻父母对子女成长、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国或迎来全职妈妈时代。

事实上，国外全职妈妈的现象很普遍，而中国家庭双职工一直维持着高比例。2011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出一篇文章，称中国近70%的女性参与就业，职业女性的比例全球最高，同时据数据显示中国男性参加工作的比例也高达80%左右，高于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

在职业女性比例世界第一的中国，要做全职妈妈面临着太多挑战。半年产假过后，如果选择做全职妈妈，首先面临的困境便是个人工资收入、社保全无。网易《热观察》注意到，不少全职妈妈在网上发帖，呼吁给全职妈妈上医疗和养老保险，哪怕有所折扣；同时希望能对全职妈妈发放育儿津贴，对育儿家庭有所减税，以部分育儿支出抵扣上班丈夫的个人所得税。

据《南都周刊》报道，在日本选择做全职妈妈会享受比在职妈妈更好的待遇。上班族妈妈需要向国家缴纳税款，而全职妈妈不仅不用交税，还可以享受社会保险，到了65岁以后，不管上没上过班，都可以领取国民年金太太可以不缴纳保险金就享受社会保险的待遇。即使一天都没有工作过，到了65岁也同样可以领取国民年金。

三、中国基本无育儿津贴 发达国家普遍发放育儿津贴以提振生育率

“育儿成本高涨”是个世界现象，不少国家也陷入低生育率的泥潭。为此，不少发达国家普遍实行育儿津贴和高福利政策，相对缓解了国民的育儿压力。反观中国，除了一点可怜的独生子女津贴和生育津贴，其他的育儿津贴仍遥遥无期。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新加坡记者曾报道，新加坡政府对拥有国籍的新生儿会发放“婴儿花红”，每个家庭的前两个孩子可以每人给家庭带来4000新元，也就是大概近2万元人民币的政府补贴，第3和第4个孩子各可得6000新元，大概人民币3万元。此外，政府还推出1元对1元的儿童培育共同储蓄，也就是家长在孩子的儿童培育户头每存入1元，政府就相应地存入1元，但是这个户头不能提取现金，只能用来支付孩子的教育和医院诊所费用等。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报告也指出，德国用直接的家庭补贴金改善家庭的收入状况。2001年，德国用于家庭政策方面的资金为1800亿欧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支出了家庭抚养孩子成本的46%。不仅如此，德国还设立特殊家庭补贴，为贫困、伤残、单亲的特殊家庭提供支持。

此外，法国也实行了生育津贴、入学津贴、对单亲和贫困家庭的补贴政策。法国政府对3-6岁幼儿实行免费教育制度；对6-18岁青少年无论是在公立还是私立学校就读均发放入学津贴。

四、中国抚育子女、购买房产等支出未抵扣个人所得税

网易《热观察》梳理发现，虽然国内个人所得税征税起点提高到3500元，但中国家庭中抚育子女、购买房产、医疗支出等成本未被抵扣个人所得税，让“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普遍“亚历山大”。而国外不少国家对育儿家庭实行了税收减免抵扣，相对体现了国家对育儿家庭的支持。

专栏作者陈几手曾撰文分析，中国还面临一个特殊情况是，由于信用体系不完善，迟迟无法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报税制度，也无法对有抚养孩子等行为的纳税人进行个税扣除，这就造成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一个真实收入不高，负担重的家庭(如夫妻抚养两个孩子，丈夫工作月薪5000，妻子不工作)，其纳税额远超收入高但负担小的家庭(夫妻没孩子，夫妻月收入分别为4000元)。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报告则介绍，除了欧洲福利国家之外，其它后工业国家也采取了类似的家庭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美国推进家庭税收的税制改革，执行“所得收入赋税返还金法案”，以减少低收入与中等收入家庭的税收负担；此外美国一人工作，全家就可享受医疗保险，日本也有如此类似措施。当下，对家庭育儿等支出的税收减免抵扣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福利政策的核心。

五、教育支出占家庭育儿支出首位 政协委员呼吁家庭教育支出抵税

升学压力、望子成龙的心态，使得中国父母在子女教育支出上特别舍得投入。有统计显示，包括常规教育支出、补习班、兴趣班、读大学费用等教育消费，普遍占据国内各地家庭育儿支出的首位。

由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当下私立幼儿园学费太贵现象日益突出。在国内一线城市，公立幼儿园较少，稍好点的私立幼儿园每月学费多在3000元以上，贵过大学学费的幼儿园支出往往令正在打拼期的父母不堪重负。

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家庭教育支出可有抵税额度》提案，中指出，中国目前工资薪金个人所得税免征标准统一为每月3500元人民币，按照个人所得税的定税原则，这3500元是作为维持居民基本生计的费用，未考虑纳税人的婚姻、家庭、子女负担和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情况。郭广昌建议，在个税每月免征3500元额度的基础之上，增加单项教育支出费用的扣除安排。

网易《热观察》注意到，目前国内个税征收未以家庭为单位申报，难以确定每个家庭教育支出的具体金额，因此有税务工作人员表示上述建议难以实施；但也有税务学者认为，可考虑以一个地区家庭教育平均支出予以“定额扣除”，这样就不用一家一户进行统计，简单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