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与逃回北上广 关于年轻人的折返跑(2)

　　当初逃离的叙述也是基于城市视角。几乎所有的报道在分析原因时，都提到了高房价。房价居高不下将买房者与卖房者、市民与政府二元化，是当今的城市病和社会病，在各种诉求失效、各种调控落空的前提下，似乎只有人才逃离的叙述，更能触痛主政者的神经。但叙述的视角不是关心逃离者，而是将逃离者当成一个药引，一个工具，借逃离的酒杯，浇城市人不满高房价的块垒。从房价到交通，到社会福利，都拿逃离说事，都显示出文化的 多元与包容 ，但都有意无意地忽略逃离者的现实处境，然后，再通过逃回或者坚守的叙述，虚构出相对意义上的公平与机会的幻觉。

　　为了身份的折返跑

　　现在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因中央加大力度反腐而特别感到委屈，甚至萌生出不想干的念头，按说，他们是应该成为逃离与逃回故事的主角。但在媒体的叙述中，几乎见不到这个群体的身影。不仅是公务员，但凡在体制内有稳定的收入，有对未来的稳定预期，都不会这样来来回回地 折腾 。

　　人民日报那篇评论虽然另有要义，但文章提到的 关系重围 却值得玩味。 关系 由身份交织而成，所谓 关系重围 ，其实就是将单一身份凝固化、板结化。在中小城市的熟人社会，人们受到单一身份标签的局限，工作、学习、办事容易被定格。而市场规则相对成熟的大城市，或许能够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也就是多一点身份选择的机会。比如从大学生、农家子弟，转变为市民、白领、精英或者官员等。但小城市的 关系重围 或者单一身份固化现象，在大城市同样容易复制，不然，就不会有逃离的叙述。所以，无论在哪里，真要突破 关系重围 ，都需要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公平。

　　而权利、机会和规则的公平，依赖的不仅是房子、就业、教育和发展前景，还需要一个决定性的身份，这个身份可以说是户籍，也可以说是体制，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在城市扎根的本钱。年轻人之所以在逃离与逃回之间辛辛苦苦地折返跑，不过就是为了这个身份。

　　最新一期的中国周刊有篇《让孩子成为北京人》的报道介绍，1982年出生在保定的胖子杨魏，他的爷爷和父亲都在北京出生、长大，1972年在杨魏父亲18岁时，因为要响应国家政策支援偏远地区，一家老小去了吉林一个农村。能够返城时，他们一家的选择只有天津大港和河北保定。当时，天津大港还是一片沼泽，而去保定可以分配到铁路上，一家人便选择了后者。之后，杨魏父母在保定相遇、结婚，杨魏也成了一个祖籍在北京的河北保定人。现在，已经在北京有房有车有稳定收入的他，只想找个北京女孩，让自己的孩子恢复北京人的身份。

　　胖子杨魏也许是个极端的个例，但他的故事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户籍身份代表权利额度的分配时，那么，它就是决定性的单一身份。这情形类似于古罗马的公民权，客籍及无公民权的市民是庞大的多数，而城市的命脉则由占少数的公民及元老所掌控。

　　现在不少城市在强调文化的多元与包容，包括对逃离与逃回的年轻人的文化多元和包容，但多元的表象强化了区别与差异，正如阿玛蒂亚·森在评述欧洲多元文化政策时所说，尊重多元文化值得肯定，但建立在单一身份基础之上的多元却值得警惕。这个意义而言，逃离与逃回的叙述，故事的主角不是来回奔波的年轻人，而是公共政策是否公平与公正。

　　鸿文喊话

　　话头：日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了《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3/2014》。发布会上，有学者称目前我国已经迈入 人均万元税负阶段 。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对此广泛关注并展开热烈探讨，更有网友惊呼： 一口饭就有半口以上缴了税。 人民日报为此特别邀请专家来解读：所谓 人均万元税负 ，实际上就是 人均财政收入 ，这个指标中国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这位专家语重心长地提醒：过分追求低税负、高福利，可能面临极大的财政风险，也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