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被指与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案均有牵连(6)

宪法法律，党章党规，是节制权力的根本力量，也是保证权利的根本力量。权力和权利，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一个法治程度越高的社会，其公民权利也必然越高；反之，一个公民权利不能得到保障的社会，其法治程度也必然低下。在一些地方，权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现象之所以泛滥，执政党对立法执法的领导，变成了党组织某个书记的领导，这就为腐败的滋生壮大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样导致不少党政官员，不尊崇宪法，不敬畏法律，不遵守党章党规，而去崇拜权力、崇拜金钱，崇拜关系，那就必然掉进腐败的泥坑。

《终结腐败》一文曾经在操作层面上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制度建设建议，这些举措，其实也离不开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全面推进。因此，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还是要靠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真正实施，要靠公民权利的真正落实；要靠干部任用制度及反腐倡廉的制度、体制、机制的真正建立，要靠媒体监督的真正实现。

正如法律的建立和修改需要领导一样，法律的执行和落实需要监督。离开了监督，权力即使在笼子之中，也免不了会产生暗箱操作，从而产生新的腐败。透明和公开是暗箱操作的天敌。对于最近反腐斗争中，很多落马官员集中于各级政协机构这一现象，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说，大多落马的政协官员，其犯罪事实，多发生在来政协以前。这就又带来了一个疑问：他们是怎么进政协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他们的贪污腐败犯罪，也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那么，在进政协之前，他们又是如何做到带病提拔、边腐边升、甚至越腐升得越高的？这就与选拔过程的不透明、暗箱操作有绝大的关系。

可以说，权力的本性决定了它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掩藏隐蔽自己的特点，所以，权力越想遮蔽、越想掩盖的东西，媒体和社会越需要不屈不挠地去监督、去阻止、去揭露。只有这样，不能腐才有可能实现。我认为，要改变以前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做法，而要提倡有能力就用、用了一定要 疑 的做法。任何一个人，或选或拔，只要他来到了领导岗位上，我们就要把他当作 可能的坏人 ，对他的一切行为，都要实施有效的监管，必须确保证这个人手里的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运行，坚决杜绝任何能让他 出轨 的机会。

我们也不否认社会进步中人的因素。制度也不是万能的，再先进的制度，也还有完善修改的空间。只要有修改完善的空间，就一定有可以被利用的机会、可以钻的空子。篱笆再紧挡不住风，渔网再密兜不住水。有了制度，有了监督，还需要一支过得硬的党政干部队伍。这支队伍要在灵魂深处真正做到不想腐。个人的德行，也是整个社会系统作用的结果。在不敢贪、不能贪的社会环境中，不想贪的官员自然就会越来越多。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相对漫长的过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不可能一劳永逸。毕竟我们不能否认人性中存在着阴暗的一面，尤其是，这个阴暗面和权力的特性特别契合，特别容易产生化学反应，从而生成危害社会的毒素。因此，从理论上讲，干部德行是优先考核的，实际上，能力是官员考核的主要因素。在选拔干部的时候，我们重视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其领导岗位上，也有逐步变坏变质的可能。所以官员上岗后，就要把他们交给法律，交给媒体，交给社会去监督，去评判，去决定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