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团

　　谈判团

　　举报的艰难，从一开始就超乎老干部们的经验。

　　在寄出数封举报信没有音讯后，这群已入古稀之龄的老人包了两辆车，驱车3个多小时远赴省城举报。

　　在北京，则是另外一番遭遇。 我们甚至和中央某单位的工作人员吵过架。他们向我们要证据。我们反问他，我们哪有取证的资格。 赴京举报的尴尬，杨德新和张元喜记忆犹新。

　　为了引起相关国家机关的重视，张元喜作为代表，在北京呆了5个月，不定期去投递举报信。杨德兴回忆，这之间，印象最深的是，某中央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私下安慰他们： 不要气馁，告倒一个县委书记，一般需要5年。

　　杨德兴称，在王月喜被 两规 前，数年时间，只有山西省委组织部，在2004年派人前来调查过。

　　老干部们认为，这次调查比较遗憾的是，调查组未深入霍州，仅到临汾市做了调查。

　　得益于体制内身份，老干部们的举报得到了不少体制内人士的帮助。老干部举报信中提到的 王月喜伪造自己和国家领导人的合影 ，就来自临汾政界一正处级官员的爆料。

　　老干部们持续举报的同时，王月喜也频频 发力 。

　　杨德兴称，老干部们的子女，大多在霍州各政府部门工作，有的甚至是一把手。王月喜施压下，老干部们的子女，开始劝他们放弃举报。有的子女甚至以断绝关系的说辞给老干部压力。

　　这之中，作为骨干的张元喜、杨德兴、陈新华等人和子女闹得并不愉快。

　　陈新华在举报初期并未参加举报。陈的儿子在公安局上班。当时王月喜怀疑他用化名参与了举报，就多次通过公安局长要求其儿子回家做他的工作。随后，陈新华的亲家、媳妇也被动员做他的思想工作。

　　几轮下来，见无效果，时任霍州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翟红云亲自出马。短兵相接后，陈新华告诉对方： 我是个老右派，凡事我都认个对不对。我若真参加举报王月喜，我不会管我儿子高兴不高兴，更不管他受不受影响。

　　事后，新的一稿举报信出来后，未经动员，陈新华署上了自己的实名。另一名不愿具名的老干部称，自己原来不会参与实名举报，同样因王月喜通过家人施压， 气到了，决定豁出去。

　　 亲情牌 无效后，王月喜请了一批在职的霍州籍领导出面，做老干部们的思想工作。

　　除了承诺在子女就业、生活上关怀外，杨德新等人回忆称，一些领导甚至写信给他们，认为他们的举报，破坏了霍州的形象，影响了霍州的发展。

　　2005年，举报陷入僵局。三年上访未果后，老干部们开始气馁了。继续举报还是放弃，老干部内部，开始出现裂痕。

　　陈新华说， 那时真的很困难。

　　巧合的是，这个时候，王月喜提出和老干部们 谈判 。

　　谈判在霍州一家酒店进行。时任临汾市地税局长等4人代表王月喜出面。老干部这边杨德新、张元喜等4人出席。

　　老干部提出停止举报的条件是必须由山西省委组织部出具证明，承认老干部们所举报的问题属实。这个谈判进行了一年多。

　　谈判最终的结局是双方未达成共识，但王月喜以霍州市委危楼需维修为名，从财政拔给霍州近60万元，其中50万以补助为名，分发给霍州1000多名离退休老干部。其余10余万元，则 报销 了老干部们多年的举报费用。杨德兴认为，幸亏王月喜的10余万元，这几年举报才没欠债。